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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异化以女性主义解读《相似形》

摘要:短篇小说《相似形》是日本现代女作家高桥多佳子的代表作,讲述了松山明子与女儿初子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故事。与传统作品塑造的母亲形象不同,文中的母亲不再是疼爱女儿和无私奉献的形象,而是嫌恶和嫉妒女儿的形象,从而使母爱异化。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探析母爱的异化及其背后的真相。

关键词:相似形;高桥多佳子;女性视角;母爱;异化

日本现代女性作家高桥多佳子极力关注女性生活,并以独特的笔触对女性意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相似形》是体现其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品,展现了母亲对女儿不同寻常的爱。在作品中,母亲毫不关注女儿的生活状况,也未尽到一个母亲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原始的母爱早已消失殆尽。高桥多佳子笔下的这个母亲形象——松山明子,在种种现实的压迫之下,走出了一条背离母性之路。本应是嘘寒问暖的母女温情之爱,便演化成了母亲对女儿嫉妒和嫌恶的异化之爱。那么,爱之责任为何扭曲异化呢?细究文本,松山明子并非无缘无故对女儿初子萌生出厌恶之情,异化的背后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理由。

一、贤良与厌恶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逐渐拥有独立话语权。然而,在日本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依附性是内在化的,短期内难以改变。

高桥多佳子笔下的松山明子就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悲惨女性,在丈夫主导的男权社会中,松山明子始终扮演着勤俭持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角色。这既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是从婆母和母亲代代承袭的责任。

刚结婚的时候,松山明子为这个家的“味道”带来了一股年轻女性清香。但婆母去世之后,这股清香却消失不见了,此时家里只剩下松山明子身上和婆母一样的“甜蜜体臭”。

显然,“清香”之气象征着尚未教化的纯真少女,“甜蜜体臭”意味着松山明子此时已丧失女性自主权,彻底成为了一个和婆母一样依附丈夫的传统妻子。

母亲是她在这个家里的另一重身份。

按照日本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她本应成为一个慈爱温和的好母亲,然而她却对女儿初子怀有莫名的敌意,这实际上是松山明子对传统母性的一种反叛。她之所以对女儿充满敌意,是因为女儿无论是容貌、姿态、性格,还是习惯,都与自己高度相似。

因此,与其说松山明子厌恶女儿,倒不如说松山明子厌恶那个失去自我的自己。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母亲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她所处的环境。母亲之所以对儿子和女儿存有敌意,实际上是为了表达对丈夫和自己的厌恶。

松山明子身处在要求女性温顺谦和的传统社会,认为“生女孩”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不如男孩让人放心。

因为在她看来,这不只是性别的问题,而是在那个社会中,女孩注定是要丧失自主权的,一生都将承受丈夫和孩子的束缚。这其实就是松山明子借对女儿初子的嫌恶来表示对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低下的不满。松山明子也是渴望独立的。

虽然她知道自己全盘继承了婆母有形无形的“遗产”,但是面对小姑子暗讽的言语之时,她的内心也并非毫无波澜,只是长久以来的习惯让她选择保持沉默。当初子替母亲反击之后,松山明子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反倒增加了对初子的厌恶,理由是初子是一个“在她旁边与她有同感、同她做一个动作的女人”[1]91。

在松山明子眼中,她的女儿初子未来也会同她一样承袭这些“遗产”,变成一个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世界上又会出现另一个自己。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里,女性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只能依附于男性,并将对女性的束缚代代相传。如此一来,世间女性都是千篇一律的,且始终要受制于男性,这正是松山明子最厌恶的地方。显然,这也是母爱异化的根本原因。

二、压抑与释放

波伏娃在女权主义代表作《第二性》中提道:“婚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保障幸福这种事本来就不存在),而在于它摧毁了她;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2]544

待字闺中时的松山明子,或许生活是充满色彩的;然而结婚之后,家庭占据了她生命中的一大部分,各种条条框框将其压制得喘不过气,所以她只能通过女儿初子来幻想内心的本我欲望。当点心铺的少东家来家里做客时,松山明子头一次涂上外壳已经生锈的口红。涂口红后的她与平日完全不同,小说中描述“那是一张与深埋在‘生活’这个暗无天日的底层的脸完全不同的脸”[1]103。

但是当女儿发现之后,她又匆忙擦去了口红,再次恢复成初子印象中的那副“冷面孔”。事实上,涂上口红后的自己,才是她内心最渴望的样子。如她所言:“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绽放红色的花瓣,开成一大朵花,馥郁芬芳,沁人心脾。在我心中,就有一朵这种开不了的花,它没有萎缩,不,还不如说,正因为它开不了,它里面蕴含的香气更浓烈,色彩也更艳丽。”[1]103

然而此刻的她,被传统的“道德”所束缚,甚至已经被这个社会同化,无怨无悔地承继着婆母的“遗产”。正因她无法追求真实的本我,所以女儿初子的行为有时就成为她内心欲望的一种外化。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松山明子有着正常的生理欲望,然而道德的教条使她不敢逾矩。所以当她看到初子对客人的殷勤和对自己丈夫的贴心,都格外刺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角色好像被剥夺了。作品中,纯真的初子所展现出的生命活力是她十分向往的生活状态。当初子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和点心铺少东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她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其中,假想和少东家暧昧的那个人是自己。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明确表示母女之间的关系,很有戏剧性,“母亲没有为女儿欢呼,因为她不属于那个优越等级的一员;她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她把她同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全都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alterego(第二自我)的他性、相异性逐渐被证实时,母亲便感到自己被出卖了”[2]586-587。

同时,波伏娃认为正是这种冲突,才使母女之间的关系恶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松山明子就是如此。她把女儿初子当成了自己的替身,自己没有机会迈出脚步去完成的事情都由女儿初子去替她实现。可以说,她将自己“可望而不可得”的理想寄托在了初子身上,借初子来展现她不能外露的内心欲望和女性之美。

三、逃避与反叛

“依照传统,正是孩子应当保障女人取得真正的独立,这种独立使她不必致力于其他任何目的。如果说她身为妻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她作为母亲却是这样的人:孩子就是她的幸福,就是她的生存正当性的证明。”[2]549

松山明子的身份是一位母亲,按照日本传统观念,身为人母应当拥有博大胸怀,给予女儿无私的母爱。然而,她对女儿的母爱已经异化到想要杀死她的地步。

究其原因,这些感受和行为均来自于她对女性的天职和母亲的天性的反叛。可以说,高桥多佳子塑造的这个家庭主妇形象,已经具备了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如今的松山明子,丈夫和家庭是她唯一的依靠,同时也是她需要付出一生的对象。在丈夫面前,她扮演着贤良淑德的妻子;在孩子面前,她带着慈爱温和的面具;即使在只有自己的时候,她也不敢走出界限一步。正如“涂上又擦掉的口红”,她连取悦自己都做不到。

但是,松山明子越想逃避现状,周围的人和物越是时刻提醒她应该尽到母亲的责任和妻子的义务。“镜子”这一意象在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是松山明子对自我的反思和审视。当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就会想到婆母、女儿都是和她“一模一样”的女性。这样的传统女性在社会中备受煎熬,却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的既定命运,并且还要将这种“女人的血”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事实上,松山明子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像婆母一样为家庭奉献终身,而她的女儿初子也将要一步步地走上和她一样的生活,一切仿佛并没有什么改变。也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她对女儿的爱逐渐异化。

综上所述,松山明子不是一个个体,她所代表的显然是千千万万个日本传统女性。由于父权的压制,女性被迫承担着上一代传递给她们的责任。“母性角色已经淹没了身为女性本该有的理想,母亲也是一个个体自我,也有自我保护的冲动和追求自我满足的驱动力。而男权话语规定的女性角色更多地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且生育孩子后传承下去的只是责任,而不是梦想

因此,被赋予的女性角色背后,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和自我的迷失。”[3]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女性也渴望自由和独立。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她们已经逐渐开始反叛,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

松山明子母爱的异化,离不开社会的压迫和个人的欲望。一方面松山明子在努力改变社会给她规定好的命运走向;另一方面她又无力反抗命运的安排。正是这种求而不得的矛盾导致她成为了一个精神质的人物,从而走向反抗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高桥多佳子.相似形.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作品卷)[M].陈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李斗斗.男权话语遮蔽下女性的生存真相——对《相似形》的解读[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4):18-21,59.

作者:夏曼曼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